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第一个要认识的就是被你高估的自己。

　　甲午战争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奉命出使西洋五国，其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私人行程，就是去拜访德国前首相俾斯麦。在抵达俄国时，他就写信给俾斯麦，表示“仰慕毕王声名三十余年”；在到德国拜会过德皇后，即专程到奥姆勒去见俾斯麦。李鸿章向他请教变革与强国之道，也彼此发了一些“被小人制肘”的牢骚，两人惺惺相惜，相谈甚欢，最后还拍照留念。

　　凡事必有因，李鸿章会这样做，跟他的一个看法有关。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我怎么看我自己？”也就是自我评价。李鸿章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但不管说他“卖国求荣”或“力挽狂澜”，“昏庸无能”或“雄才大略”，这些都是别人的看法，重要的是李鸿章怎么看自己？答案就在他专程去拜访俾斯麦这件事里。在李鸿章因剿平太平天国和捻匪建立功勋，出任要职后，就有西方的外交官称许他是“东方的俾斯麦”，从他出使欧洲时给俾斯麦的信、拜访俾斯麦时谈话的内容以及两人的合照等，我们更可以说，“东方的俾斯麦”就是李鸿章对自己的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就是“给自己打分数”，研究显示，大多数人都喜欢高估自己。有个实验说：心理学家找来25个彼此都有相当了解的熟人，请他们根据文雅、幽默、聪明、社交能力、卫生、魅力、自大、势利、粗鲁这九个项目，给每个人（包括自己）排名次。结果显示，每个人都高估了自己的优点，也低估了自己的缺点，差别的只是程度而已。譬如有一个人将自己的文雅程度评为第1名，但其它24个人对他文雅程度的评价却名列第20几名（平均）。还有一个人对自己聪明和魅力的品评都比别人所给的名次提前了6名，而对自己势利、自大和粗鲁程度的品评却比别人所给的名次后退了6名。

　　传闻李鸿章在见了俾斯麦后，曾得意地说有人称他是“东方的俾斯麦”，但俾斯麦听后却微笑回答可没有人说他是“欧洲的李鸿章”。这个传闻不仅讽刺，而且无情地点出了李鸿章把自己看成“东方的俾斯麦”，显然是高估了自己。

　　君子自重。每个人都应该要有正面的自我评价，但每个人也应该知道，那跟别人给你的评价有很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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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适婚的女性少于男性时，性态度与行为即会趋于保守。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性态度与性行为也跟着搭顺风车，开放了不少。有人认为长此以往，中国人性开放的程度可能“超英赶美”，不仅不逊于西方人，甚至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一个社会的性开放或保守程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传统的文化与道德观外，还牵涉到几股看不见的“势”或社会力，“适婚男女的比例”就是其中之一。从这个“势”来看，在可见的将来，中国不仅不太可能像西方一样性开放，而且还可能由目前的性开放转趋性保守。

　　西方世界为什么会在1960年代，从美国兴起性开放与性革命的浪潮呢？心理学家顾登塔格认为，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美国社会适婚男女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在一个社会里，当适婚女性的人数少于男性时，“物以稀为贵”，男人会把女人当成“宝”一般追求，浪漫爱应运而生，婚姻及性的独占受到强调，性行为与性态度即会趋于保守。反之，当适婚女人多于男人时，男人成为女人竞争的对象，女人不再矜持，较会放下身段接纳或引诱男人，于是性的规范日渐松弛，性行为与性态度即趋向开放。1960年代，美国社会适婚男女的比例明显地由男多女少变成女多男少，它成了掀起性革命浪潮的一股潜在力量。

　　这在历史上还有不少实例，譬如古希腊的雅典城邦男多于女，是一个性保守、女性受束缚的社会；而斯巴达城邦因为女多于男，和雅典相较之下，就成为一个性开放、女性较自由的社会。犹太人因受其本身宗教禁忌及性传统的影响，一直维持着一个男多女少的社会，结果自成一个性保守的社会。

　　一般而言，女性的适婚年龄要比男性小几岁，而适婚男女的比例又与人口的出生率有连带关系。2005年，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透露，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而有的省份更高达135∶100。因为男女出生比例的严重失衡，专家预测，到了2020年，中国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五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老婆。如果顾登塔格的理论正确的话，那么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的女人“物以稀为贵”，不仅会被男人当成“宝”，社会上的性态度与性行为也会趋于保守。

　　也许，这并非什么坏事。（本文为博主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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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看到一则新闻报导说，郑州市不少人家在带宠物（通常是血统纯正的名犬）出门溜跶时，会为它们套上“贞操带（裤）”，以防稍不留神，被街上的“色土狗”强暴，留下孽种，破坏血统……。结果引起不少争议，争议似乎是必然的，因为“贞操带”让人产生很多不好的联想。

　　一提起贞操带，很多人都会想起欧洲的十字军。在中古世纪，不少参加十字军东征的男人在离家前会用贞操带套住妻子的下体，防止她情感走私。贞操带通常是用金属打造，套在女人的两腿之间，前后包裹，及于腰部，只留下两个小孔供排泄之用。要打开贞操带，需要特别配置的钥匙；这把钥匙当然是丈夫所有，他在要“用”时才打开它，出门时就锁起来，让别的男人“不得其门而入”。在欧洲人多次的十字军东征期间，有不少贵妇人因下体被丈夫锁住，排泄物积塞其间，痛苦不堪，而从城堡高处跳下，结束她们生不如死的人生惨剧。

　　为了防止女人情感走私，中国过去是在女子手臂点上“守宫砂”（据说发生性关系后，红砂就会消失），似乎没有使用贞操带的记录，看起来好像较为仁慈，但不管是贞操带或守宫砂，都是男人将女人视为私有财物的产物，理应受到唾弃。不过若让我们暂时撇开人间的两性纠葛，把眼光转到自然界，却也不难发现很多动物其实也有类似“贞操带”的配备：

　　譬如有些啮齿动物（像老鼠）的雄性，在交配射精时，会随精液射出有黏性的胶状分泌物，硬化后即变成特殊的栓子，将雌性的生殖器塞住，阻止其它雄性“问津”（但有些雄性又发展出特殊的阴茎般尖刺，来清除掉这些栓子，就好像人类用来开启贞操带的“钥匙”般）。而有一种雄蜂在和女王蜂交配后，射出精子时，其生殖器的前端也会突然断裂，塞住女王蜂的生殖器，让其它雄蜂不得其门而入。某些蜘蛛、蛇、甚至寄生虫，也都有类似的现象。

　　当然，这些类似贞操带的东西并非雄性动物“有意”为之，而是在生殖竞争下自然演化出来的。两者的类似让某些人因而认为，人类为了阻止其它男人在自己女人的身上“播种”而发明与使用贞操带的“残酷思维”，乃是自然“无情律则”的一种回响。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不仁”。但为了防范自己的宠物被野狗“播种”，而替它套上“贞操带”，到底是“仁慈”还是“残酷”？恐怕还需另一番争论。

　　认为对方罪有应得，往往是在合理化自己的残酷伤害。

　　诗人徐志摩和元配张幼仪是现代中国第一对“文明离婚”的夫妻，提出者当然是徐志摩，他在写给张幼仪的一封信里说，离婚是为了争取“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而且要张幼仪跟他一样，本着“改良社会”与“造福人类”之心，“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但当时相干和不相干的人却都认为，徐志摩之所以逼张幼仪离婚，主要是想恢复自由之身，好顺利追求林徽因。只可惜事与愿违，徐志摩最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当我们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后，总是需要一个能说服自己和别人的理由，徐志摩对自己离弃元配所提的理由，固然可以说那是在彰显他做为一个诗人的浪漫、任性和冠冕堂皇，但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却是在暴露他身为一个凡人的自私、自欺和自我辩护。离婚后的张幼仪很少谈起她对徐志摩、他们的婚姻还有离婚的看法，但徐志摩在谈起前妻和他们的婚姻时却还是语多负面，譬如说两人奉“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成婚的，张幼仪是“乡下土包子”，两人没有共同语言、没有感情、婚姻生活痛苦不堪等等，其实这些经过后人考证，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徐志摩却必须这样说、这样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提出辩解，因为他的逼迫张幼仪和他离婚是一件“残酷不仁”的事。

　　有个实验说，当心理学家要你公开向另一个人说“我认为某某是个肤浅、沉闷、不可信赖的人”后，即使这些恶评跟某某真正的为人毫无关系，但在如此“伤害”他后，你就会变得不喜欢某某，开始认为他“的确”就是你所说的那种人，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辩护，用意就在合理化你对某某的“残酷伤害”。另一个实验说，当你对另一个人施以一系列痛苦的电击后，你就会开始“贬低”他，找理由来说服自己和别人，表示他是“咎由自取”。如果你的自尊心越强，“好人”的自觉意识越高，那你就越会认为对方是“罪有应得”，否则像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无缘无故“伤害”他呢？

 　　人需要自我辩护，但很多自我辩护其实都只是在以自欺的方式来维护自尊、掩饰自私而已。越是自视甚高、下意识里认为自己罪孽深重的人，就越需要冠冕堂皇的自我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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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父母疼爱子女，从小就呵护备至，有什么好吃好穿的，都是子女优先。到了子女要结婚时，更是恨不得将什么压箱宝都掏出来给他（她）。2007年公布的《中国结婚产业发展调查报告》显示，有47％的新人结婚费用的20-60％来自父母；其中更有14％的新婚青年，结婚消费的80-100％都靠父母资助。近年来，由于房价飙涨，想“成家”的年轻人根本买不起房子，而现在的媳妇又不喜欢和公婆同住，结果，很多大都市就出现如下的现象：为了让新婚的儿子有个“自己的家”，退休或快要退休的父母让出自己（和儿子）住了多年的房子（通常是较靠近市区，上班方便，生活机能好），而自行到什么都不太方便的郊区去租或买较便宜的房子。

　　真是“屈膝甘为孺子牛”。这种为儿女“做牛做马”的亲情，跟西方父母似乎大相径庭，譬如美国父母也疼爱子女，但却更希望他们能独立自主，儿女想要零用钱，自己打工去赚；多数年轻人在18岁时，就自己搬到外面住；如果你一直“赖着不走”，很多父母还会赶你走。有人认为，美国人的这种亲子关系是比较合乎“自然”的，譬如多数鸟类，对幼雏的照顾虽然无微不至，但等到雏鸟的羽毛长齐时，双亲在短暂教导它们飞翔和觅食的技巧后，它们就必须离巢去过自己的生活。又譬如狐狸，幼狐在长到四、五个月大时，父母就不再为他们准备食物，撒娇也没用，自己的肚子自己填；等再大一点，就又被无情地赶出住惯的巢穴，自谋生路。

　　中国父母在儿女长大时，不仅不赶他们走，甚至还让他们“子占父巢”，老夫老妻自个到他处另谋新居的想法和做法，是否“违逆自然”呢？这在自然界的确较为少见，但也不是没有。北美的草原土拨鼠在地底挖洞做“家”，它们喜欢过集体生活，大致以三十户为单位形成一个“庄”，家与家（地洞）是相互连通的，彼此经常串门子；每个“庄”都设有警卫，站在地洞入口的高台看守；然后，三四十个“庄”又形成一个“镇”。这样的居住型态跟中国人有点类似，更妙的是，在地洞里生养子女的土拨鼠夫妻，在子女长大后，它们会把“家”留给孩子，而自行到“庄”的边缘地带再挖一个新“家”。土拨鼠的“城镇”就是这样逐渐扩大的。

　　这不也是“自然”吗？其实，只要让大家生存的更好、更愉快，就是“好”方法，自然界什么都有，并没有什么是“违反自然”的。

　　只要是“心甘情愿”的选择，那就是一种幸福。

　　看过《笑傲江湖》的朋友都知道，东方不败为了练《葵花宝典》里的武学而“挥剑自宫”，变得不男不女。当任我行和令狐冲来到黑木崖，看到原本堂堂男子汉的东方不败居然变成说话嗲声嗲气，脸抹浓香脂粉，身穿娇艳花衣，手拿绣花针在刺绣的“人妖”后，不仅讶异，甚至为他感到“可怜”。但东方不败似乎乐在其中，而且还说他就是因为修习《葵花宝典》才“慢慢悟到了人生妙谛”，觉得做女人好过男人百倍。

　　东方不败的改变让人想起太监，但绝大多数太监对自己的遭遇都是无奈、哀伤甚至愤恨，东方不败为什么反而能甘之如饴呢？最主要的原因是那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他是“欲练神功”而“挥剑自宫”的。一件事情是否出于自己的选择，会深深影响我们对其后果的认知。譬如早上搭公交车去上班是很多人都有的痛苦经验，搭乘的时间越久压力应该越大才对，但瑞典心理学家对每天搭拥挤的通勤火车前往斯德哥尔摩上班的乘客的研究却显示，在起站就上车乘客的压力和痛苦指数（尿液中肾上腺素浓度增加的程度）反而低于在中点站才上车的乘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拥挤有较大的“自主选择权”，他们可以选择坐着或站着，以及坐在哪里或站在哪里，这使得拥挤变得较能忍受。

　　心理学家金巴铎则做过另一个实验：先让一群受测者接受痛苦的电击，并记录下每个人在被电时的主观感受、行为反应及生理变化。然后让部分受测者接受第二轮的电击，但接受的原因各不相同，甲组受测者是“能获得金钱的酬劳”，乙组是在“为科学做出奉献”的社会压力下参加的，丙组则是出于“个人自己的选择”。结果发现，出于自己选择的第三组不仅报告说第二轮电击不像第一轮那样痛，其行为反应和生理变化也显示他们确实比第一轮平静许多。而其它两组三方面的变化都不大。这表示，即使是一件痛苦的事，如果能承认那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自己愿意承担，它就不会再那么让人感到痛苦，而且你个人的身心也都会变得比较健康。

　　如果你的人生都是来自你心甘情愿的选择，或者能将它们视为是你“心甘情愿的选择”，那不只比较健康，而且还会有幸福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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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妹二度蜜月回来，特别打电话来谢谢我给她的建议，我嗯唔数声，表示恭喜。结婚十年，本来期待到欧洲二度蜜月的他们，因为经济不景气，年终奖金没了、请假也不准，计划泡汤。我给表妹一个省钱又省时的提议：夫妻俩不妨到市内的旅馆“住”个十二小时，结果似乎产生了奇妙的效果。

　　在这十二小时里，必须遵守“四不一没有”：不离开旅馆房间、不看书报电视、不接打电话、不谈论别人的事、没有访客（服务生送餐点来除外）。看起来有点荒谬、非常无聊，但其实是要提供夫妻深度亲密接触的机会。我不知道表妹夫妻在那十二小时里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但提出这个“亲密关系实验”的心理学家布兰登，告诉我们最可能发生的情况：

　　在刚开始的一个小时，彼此也许都会觉得怪怪的，因为以前在百无聊赖又相对无言时，早就打开电视、出门逛街或各做各的事了，但那其实是一种逃避，如今两个人只能待在小房间里，敞开肉体和心灵，作爱或者交谈，而后者显然要多于前者。慢慢的，他们会找到共通的话题，但因为不能谈别人，只好谈自己，于是个人的看法和感受会一点一滴地显露。当然，有些看法可能会激惹对方而产生争辩，但因为无法逃离，双方只好再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做更多的自我揭露。如此经过几个小时，谈了更多后，两人即可能会滋长出一种新的亲密关系，很多夫妻甚至会愉快地作爱。

　　但实验尚未“成功”，他们仍必须继续待在房间里。于是，两人沟通的领域开始扩展，谈起过去、未来、从未提起的更隐密心事。你揭露得越多，对方也表白得越多，终于，两人开始踏入平日的禁区，解除心理甲胄，谈论各种以前不能谈、不敢谈的问题，它也许会破坏原来的虚假关系，但却能为更真实的关系提供基石……。总之，布兰登的实验告诉我们，多数夫妻在经过十二小时的密谈后，不仅彼此好似第一次认识真正的对方、发现连自己都不太熟悉的自我，而且和对方共享自我，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亲密关系。

　　渴望到遥远的国度去度蜜月吗？很好。诗人早就说过，最遥远的国度乃是爱人的内心，它需要你每隔一段时间就放下一切，专心飞行十二小时，一次又一次，方能抵达。

　　在狂升暴跌中，虽有专家呼吁股民应该“理性操作”，但多数股民却都置若罔闻，跟着一路“追高杀低”。这种“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主要来自占多数比例的散户，而散户对上市公司的营运与市场环境大都所知不多、甚至一无所知，他们的买卖股票主要“跟着大家的感觉走”，看到大家买，他也跟着买；看到大家卖，他也跟着卖。这种“盲从”不仅见于股市，亦见于房市、夜市或超市，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抢购热潮”：看到一大群人排队或抢着买某样东西，自己也立刻“跟进”，但事后却往往发现那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牛群直觉”。

　　在自然界，野牛经常几百甚至几万头结集成群，当有一只或数只野牛因受到惊吓或发现敌人而朝某个方向奔跑时，其它的牛也会立刻朝同个方向奔跑，于是烟尘滚滚，等盲目跑了一段时间后（有时会跑好公里），忽然有一只停了下来，于是大家也跟着停下来，这就是所谓的“牛群直觉”。其它像羚羊、马等草食性动物也都有这种“直觉”，专家认为，这是它们保存生命的本能。群体越大，察觉敌人接近的机会就越大；如果落单，被敌人猎杀的机会也越大，所以即使不知道为什么，跟着大伙在一齐行动，总是比较保险。

　　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只是大家更必须知道，过去北美洲的印地安人，就利用野牛这种“跟着大家的感觉走”特性，点火对着野牛群挥舞呐喊，让惊慌的牛群朝他们预先留下的一条路──断崖──盲目往前冲，然后一只跳下断崖，整群牛也都跟着跳下断崖，活活摔死，成了印地安人的盘中餐。

　　那些在股市和房市里“跟着大家的感觉”往前冲的人，是否也有“断崖”和“印地安人”在等着他们呢？

　　在己群与他群的冲突中，情绪会影响你的思维。

　　北京的圆明园原是满清的皇家林园，有“万园之园”之称，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英法联军纵火焚毁，现在仅剩残破的遗址。圆明园为什么会被烧？历来有两大说法：一是在反映英法两国一向的野蛮侵略，然后以放火灭迹来掩盖他们在园中的劫掠（中国的说法）；一是说在停火谈判时，清廷将英法的39名谈判人员悉数羁押于圆明园，并将其中26人折磨致死，英法联军遂火烧圆明园做为报复（英法两国的说法）。

　　英法联军如土匪般劫掠圆明园中的文物珍宝是事实，清廷不顾外交礼仪竟然羁押对方的谈判代表，而且将人折磨致死也是事实，但什么是圆明园被烧的“主因”，那就要看你是“我们”还是“他们”？如果你是中国人，但却认为圆明园被烧主要是“咎由自取”，也就是偏向英法两国的说法，那你很可能会引起很多中国同胞“同仇敌忾”的怒声指责，骂你是“洋奴”、“数典忘祖”。

　　多数人对己群与他群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好恶倾向。实验显示，将“我们”与“他们”这两个语汇和一些无意义的字汇配对，在眼前快速闪过，然后问受测者对那些无意义字汇的感觉，结果显示，和“我们”配对的无意义字汇让人感觉较“愉快”，而和“他们”配对的字汇，则让人感觉较“不愉快”，这表示我们在思考己群与他群问题时，有很浓的情绪色彩。

　　对于同样的行为，“我们”和“他们”会有不同的解释。监狱里的实验显示，对“罪犯为什么作奸犯科？”这个问题，辅导员认为先天因素（本性）要大于后天因素，而罪犯则认为后天因素要大于先天因素，不同的看法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觉得愉快。

　　“我们”的压力会更助长这种倾向，另一个实验显示，要某大学的学生评估自己学校和另一所竞争性大学学生的优缺点，大部分的人固然会高估同校学生的优点与他校学生的缺点，但如果告诉受测者他的评估将在校内具名公布时，那么在想获得己群认同的压力下，他会将他校学生品评得更不堪。

　　“圆明园为什么会被烧？”你的答案也许只是在反映当己群和他群发生冲突时，你的情绪和思维受人性影响的程度而已，认识到这点，才能使你不再受它们的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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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达到目的，真正的关键是让对方心情愉快。

　　《清稗类钞》记载，慈禧太后经常召诸王福晋、格格到宫里打麻将，特别是庆王的两个格格更是常客。慈禧爱打麻将，因为她每打必赢，赢了自然心花怒放。但慈禧每打必赢是有原因的，原来庆王的两个格格为讨慈禧欢心，暗中拜托站在慈禧背后观牌的两位宫女，看慈禧需要什么牌而向她们打手势，她们就装作无意打出那些牌，让慈禧“一马当先”胡牌。胡了牌的慈禧不仅赢了钱，两位格格对她的“技艺超群”更是赞不绝口，她不高兴也难。但两位格格也是别有图谋，她们趁着慈禧开心，立刻跪地叩头请求老佛爷赏赐她们的亲朋好友一个肥缺。正在兴头上的慈禧，通常就爽快地答应了。

　　这是一种“双赢”，慈禧赢了钱和快乐，而两位格格则赚到了肥缺。从某个角度来看，格格们投资一点小钱，却得到肥缺的报酬，是说服策略里常见的“投桃报李”法，或是俗语所说的“偷鸡也要一把米”。但它却比贿赂、送礼要高明许多，一般的贿赂或送礼太直接，意图太明显，会让人心生戒慎；请吃饭可能好一点，而打麻将输钱则更是高竿。

　　心理学家詹尼斯曾做过一个实验：让两组人聆听一系列有争议性的论点，Ａ组边听边吃花生米和喝苏打水，Ｂ组什么也没吃，只是静静地听，结果Ａ组被说服的人数远多于Ｂ组。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原因是吃花生米和喝苏打水，让Ａ组人感到心情愉快。人在心情愉快时，就显得比较漫不经心，思考比较懒散，决定也比较迅速，“什么事都好商量”，结果就比较容易被对方所说服。

　　所以，真正的关键是让对方“心情愉快”，任何能让对方心情愉快的活动、场景或东西，都具有类似的效果。送钱、送礼、喝花酒、请吃饭，万流归宗，目的都是在让对方“心情愉快”，更愿意也更容易接受自己提出来的要求。两位格格陪慈禧太后打麻将，想办法故意输钱，就是要让她产生“双份的快乐”──赢钱的快乐和“技压群雌”的快乐。能有这“双份的快乐”，难怪慈禧太后会乐打麻将不疲，而两位格格也在对方加倍的快乐气氛中，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现在时髦的作法是“在高尔夫球场谈生意，在办公室谈高尔夫球”，它显然也是来自同样的心思。只是如果你想要拿到订单，那你就要懂得输，输得让对方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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